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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天主的话语对于天主来说一点都不难。但是这个话题，会引起很多争论，让很多人怀疑。有些人相信京委本只是比和合本好一些，但还是不可靠的，也不是完整的。他们必须基于常识来思考京委本圣经。对于这些爱探求、好思考的人来说，我们准备了几篇文章，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明白京委本圣经。对于那些相信京委本圣经就是天主在汉语中保存的话语的人来说，这些文章能够让他们获得军火库的弹药。

京委本圣经的简介

京委本圣经是19世纪后期五位外国传教士和他们的中文同工一起合作翻译的。这本圣经在40年内受到了广泛的接纳，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混乱，和合本圣经的不诚实（和合本圣经是政府印刷出版的），还有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这本圣经退出了中国主流的基督教，很快被人遗忘了。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基督教比较软弱，处在刚刚起步阶段，挣扎着要存活下来，所以没有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哪本圣经是正确的，有没有比和合本更好的圣经。过去，汉语圣经译本的问题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诠释，所以使得很多传教士至今还认为唯一可靠的译本是文言文的译本。2007年，我来到中国，之后我认识的每一个传教士，无一例外都认为，唯一可以被接受的圣经就是马礼逊翻译的圣经。但是他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马礼逊的圣经是不完整的，而且是用文言文翻译的，今天普通的中国人都无法理解，而且已经有200年不再印刷了。来到中国后第一年，我买了一本书，叫《中国的使徒》，是一个人的传记，这个人就是施约瑟。施约瑟以他出色的汉语能力而闻名，他也参与了中文圣经的翻译工作，将圣经翻译成白话文。很快我就对这个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后我买了关于施约瑟和他的翻译同工的40本书。这本圣经是19世纪后期唯一的白话文圣经，就像英国的钦定本圣经。他们没有预见到需要给这个圣经一个特别的名称，他们当时就叫新旧约全书。当我撞见这本圣经，或者说被圣灵引导发现这个圣经、打算重印的时候，我就给它取了一个名称，就是北京委员会译本，简称京委本。从2007年到2011年，就是我们准备要印刷这个圣经的时候，主就教导我学习了他们所使用的汉语，以及他们对翻译的态度，还有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翻译有什么关系。虽然很多同工给我压力，让我更新这本圣经，或者改变它，或者调整它，或者重新翻译我们自己的译本，但是我选择不更新它也不改变它，只是将原来的繁体字变成简体字输到电脑中。2011年我们的工作完成，一共花了4年才把圣经输入到电脑中。从2011年到2014年，我们又检查原来在输入圣经文本的时候所输入的错字。在这段时间里，我为圣经每卷书写了引介，也写了小标题，能够让我们研究和理解圣经，并且为圣经制作了五张完整的地图，配在后面。我们教会的一位成员帮助我编辑和翻译了我所写的中文。2014年年末，我们第二次印刷京委本。这个时候，人们开始对这本圣经有了兴趣。有些人还以为，这本圣经是文言文圣经，或者是原来圣经的一个重译本。据我们所知，今天没有人把京委本圣经重新印刷出来。某些历史协会和大学用影印本的方式重新印刷了这本圣经的某些部分，但是没有人想印刷它在教会使用。拓荒浸信教会差派我做传教士，他们觉得这本圣经值得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他们投入了他们的人、他们的钱，然后让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我们的祷告是这本圣经能够被人广泛使用，重新获得属于它的正当的地位，就是中国唯一可信靠的圣经，但是我们必须声明，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改变或更新这本圣经。这本圣经是无错误的；如果有人说京委本圣经有错误，或者是他们重新印刷出来的，我们不接受这样的说法，我们从来未与这样的人合作过。这本圣经的名称“京委本”就是我们给取的，我们也希望这个名称能让所有人知道，我们希望保存原委员会的译本，让人重新获得这个无价之宝。

圣经在中国的情况

论到中国真实的情况，各种各样的解释，纷纷芸芸，大家的看法大相径庭。当然这不是有意为之的。准确地评估中国真实的情况之所以这么难，有几个主要的因素。首先，中国从地理上说是一个大国，从人口上说也是个大国。正如奥克兰荷马州的政府与马萨诸塞州政府不同，北京与昆明也是完全不同的。论到这里的百姓，中国人这个词是非常宽泛的，包含在中国生活的所有民族，就是56个民族，其中汉族占绝大多数。从经济情况说、从社会状况说，不同地方的人的差别是很大的，有些地方贫穷，有些地方富足，有些地方传统，有些地方越来越现代。其次，我们对中国的无知。我们的报告互相冲突，是因为我们缺乏与中国人的互动。一般的通信者从哪里得到信息呢？就是从比较闭塞的渠道，比如说外国通讯社，或者是一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一百年前，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都能够很流利地说汉语，也完全能够阅读汉字，阅读汉语书籍，撰写汉语书籍。但是今天情况大不同，能够与中国人流畅地沟通的传教士不到25%，能够不用拼音就看懂汉字的人更少。所以这使得很多普通的传教士的眼界不够开阔，他们能够获得信息的渠道就是他们教会的几个中国人。如果那些中国人说圣经很好，他很相信非常好，如果那些中国人说圣经不好，他就认为圣经不好。当然你们会反驳说，中国人应当知道。的确，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普通的中国人没有圣经的指导，没有一个稳固的教会，他不知道什么东西对他是好的，什么东西对他的百姓是好的。中国人还是生活在黑暗中，很多西方人无法理解，但这是实际情况。所以，若不是互联网的帮助，人们还以为毛泽东特别爱他的百姓，太平天国是纯粹的政治活动，天安门事件和平地落幕，因为这些都是现在的高中历史课本所教导的信息。所以，我们看见，中国与西方是不同的，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真实的情况。即使在西方，如果我们听从主流的声音，会发现，人们认为钦定本圣经太古老了，不能在教会使用。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样就抛弃了所有的信息渠道，但这不是真的。我们在评估任何一个国家的属灵状况时，可以考虑几个因素。我们可以观察历史、探究历史，看看人们在很长的时间里是如何回应的。我们也可以研究在一个国家里，教会是否健康。论到中国，如果目前的圣经是好的，那么我们就需要问，目前教会与国家为何是联合的，为什么98%的家庭教会都没有准确的教义，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不明白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另一个方面就是审视一本圣经或者教会，他的果子如何，它的果子是什么。现在，中国的教会和圣经产生了独立的、相信圣经的教会了吗？产生的果子是从本土的好根基出来的吗？还是从其他的地方，一个更加属灵的地方移植过来的呢？我不敢从所有方面谈论中国，我只能从这些角度来谈论中国的情况。

从历史上看，我们知道，早期的所有译本，除了和合本（今天由政府印刷和出版）之外，都是从马所拉文本和公认文本翻译过来的，也就是，英语钦定本圣经所用的底本。和合本圣经是从英语的修订本圣经翻译过来的，是使用梵蒂冈抄本与西乃抄本的第一本中文圣经。我们知道从1872年到1919年，中国最主要的圣经就是京委本。到了1919年，和合本圣经才出现。和合本圣经出现之后，京委本仍然很畅销，但是后来，圣经公会不再支持京委本的出版和印刷，他们选择支持和合本圣经，开始支持维斯克特和霍尔特。1911年，中国社会进入混乱时期，政治上的动荡一直持续到1949年共产党在大陆执政。在这段时期，基督教受到了猛烈的攻击和反对，在这样的环境中，京委本圣经就慢慢被淡忘了。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国就没有京委本圣经，只剩下和合本圣经一直在印刷。在中国反基督教的年代里，基督徒受了很多的逼迫，政府为了安抚这些存活下来的基督徒，就接管了教会和圣经的印刷。直到今日，政府仍然负责来更新、印刷、修改和合本圣经。如果这还不让普通的基督徒感到焦虑，夜不能寐，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让他们有如此感受。今天情况仍然很糟糕，因为有组织的教会不但毫不知情曾经在中国存在一本圣经，是真正的宝贝，曾经给了在义和团运动中丧命的无数基督徒力量；而且他们也浑然不知和合本圣经复制了京委本圣经80%的内容，只在威斯克特和霍尔特认为有错的地方做了调整而已。所以，要理解中国的情况，知道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传教士必须要认识到，中国人偏爱和合本圣经不是因为和合本圣经比京委本圣经更优越，其实和合本圣经只不过是对京委本圣经的篡改。中国人偏爱和合本圣经只是因为习惯，因为很多人都接受它。从社会角度看，我们必须思考中国目前的状况。出于某种原因，外国传教士普遍有一个共识，就是决定在某种语言中哪个圣经是真、哪个圣经是假的人是操这种语言的基督徒。但我觉得“教会”没有决定的权利，我这样说，可能会得罪某些人。然而，我们必须明智地思考。钦定本圣经是正确的圣经，与教会信众怎么想没有多大关系，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钦定本圣经问世之后没有立即被接受，实际上是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才在天主的教会扎根。今天我们看到情况反过来了，现在的人认为，钦定本圣经太古老了。所以，我们判断圣经是根据教会信徒的看法吗？肯定不是。由于传教士与他所服侍的信徒是互相依赖的关系，所以他害怕，他要知道信众怎么说，然后才会说他的意见。但这样做是完全错的。我们绝对不能忘记，政府教会的基督徒和家庭教会的基督徒，都是这本存在了75年的败坏的圣经所培养出来的。人们对天主的认识，对教会的看法，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圣经、对道德、还要其他数不清的重要教义，都是和合本圣经所塑造的。虽然天主在这样的情况中也能够保全一少部分人，但他不会用这样的情况来确定真相。在使徒行传19章亚波罗的故事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个道理。

两个故事都告诉我们，这里的百姓领受了一些教导，但是很不充分。虽然他们领受的这一点真理能够被天主使用，但是他们的错误需要靠着天主永恒的话语纠正。所以我们思考中国社会，测量其属灵的温度，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唯一的温度计就是天主完美的话语。中国的教会，整体上说，对和合本圣经及其印刷、修订、更新，是存在一种矛盾的心态。对于那些受政府逼迫，好容易拥有一本圣经或站在其原则之上的人来说，他们无疑会接受一本正确的圣经，没有政府的篡改。所以，你看，这种辩论说，中国基督徒喜欢和合本，他们为拥有和合本而受了很多逼迫，他们反对京委本圣经，是毫无根据的。任何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受了政府的逼迫，发现他们所爱的圣经被政府更新了，而且原来是从白话文中第一本圣经剽窃来的，他们会接受京委本圣经。如果偶然有少数人，不管有多少人，真的喜欢和合本，觉得它超越京委本，天主无疑也会祝福他们的盲目的信心。如果我们用判断京委本的标准去判断钦定本圣经，我们就需要把钦定本抛弃掉，因为基督教都觉得钦定本圣经太古老、太久远。我们必须谨记，社会接受、支持它不能说明它的纯洁性。简而言之，在中国，圣经的情况就是很简单的。共产党所支持的和合本圣经是政府印刷的，是国家教会所使用的。和合本圣经是京委本的剽窃版，它符合威斯克特与霍尔特的标准。和合本圣经没有产生出符合新约的、有生命力的、能长存的基督教。不要误会了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没有人得救，或者没有教会被建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找不到符合新约的基督教，看不到这样的例子，所以中国一直需要外国的传教士。如果有人能在中国发现一个相信圣经的、相信新约教义的教会，都是从和合本圣经建立起来的，没有钦定本的帮助，没有外国传教士的协助，那你就找到了一个例外。至于中国人对和合本的态度，大多数中国基督徒都认为和合本里面有错误，应当重新翻译。很多人连一遍也没有读过。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政府负责印刷圣经，也肯定不知道它的源头。所以，中国需要一个可靠的圣经吗？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天主的名称

如果你已经听说了京委本圣经，毫无疑问，你已经知道了关于这本圣经的“争议”。其实很难称得上是争议。但普通的浸信会对争议或者对异端的构成因素的看法是非常浅薄的。简而言之，京委本代表了20世纪初那场关于天主的名称的争议的三个立场中的一个立场。这样的争论存在于很多的文化中，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内，有时候会变得特别的激烈，因为我们如何称呼天主，或者我们对天主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京委本圣经把希伯来语的Elohim和希腊语的Theos翻译成天主。只看天主这个名称，我们很难知道人们为什么争吵，但是当我们知道中国的Catholic church的名称就是天主教会，我们的羽毛就竖起来了。其实这个争论很早就出现了，在现代的宗派到来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争论的结果。早期的耶稣会传教士，多明我会传教士，还有弗朗西斯传教士，是第一批面对这个问题的人。最早来到中国的景教传教士，并不知道这个问题。我们不要把每个细节都说出来，使读者劳烦，而是概述一下关于这三个词语的争论。我们绝对不是要忽略好的研究论文，但是我们已经阅读了一百篇文章。我们发现，并没有新的观点出现，都是在重复理雅各所说的，或者就是现在我们在香港、台湾所看见的材料的内容。奇怪的是，我们发现这本圣经所用的名称“天主”却没有多少的辩护信息，这反而是它的一大优势。我们要思考这些事实，最早被传教士使用的词语是“上帝”。在中国历史上，天子被称为上帝，因为天子被视为地上的神明。在古代很多文化中，我们发现，最高的神明看起来与耶和华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天主教的各个派别的传教士都会使用这样的词语。这一点对于我们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反对京委本圣经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天主教使用“天主”这个词语。但是家庭教会的基督徒所喜爱的“上帝”，也是天主教的传教士使用的一个词语。天主教在历史上经常把外邦的神明与罗马教会所尊敬的神明混合在一起。一个著名的，显然也是“聪明”的传教士利玛窦认为，他们可以使用另一个词，就是天主，因为天主有排他性，能够把天主自己和拜祖宗的儒家的假神分别出来。但是他说，这两个词语，天主和上帝，是一样的，是一个神，应该联合在一起，如此能让儒家的理论和基督教的教义和睦共处。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样的观点肯定会引起争论。争论不是在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而是在天主教和天主教之间，因为大多数天主教徒认为，向外邦人传教的最好的方法就是采用外邦人对神明的看法，而不管他们的看法多么的不正确，不合理。最后，罗马教皇，规定只能使用天主这个词语，所以就让争论得以平息。有些好笑的是，17世纪那些自由的、宽容他人的罗马僧侣，却拒绝了“保守的”基督徒所认可的词语，就是“上帝”。因为这个决定，罗马天主教会在中国停滞不前，最后被赶逐出去。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中国皇帝禁止罗马天主教，就是因为他们接受天主。后来不久，基督教的传教士就来到了中国。马士曼和马礼逊，分别将圣经翻译到中文，他们选择了另一个更加笼统的词语，就是神。这个词相当于英语的gods，可以是形容词，如神秘的，也可指神话中的神仙。拘泥字义者喜欢这个词语，外国人更是喜欢，因为这个词看起来在字义上是准确的，与钦定本圣经一样。但是，不管使用上帝还是神，在中国存在很久的问题，祖宗崇拜，一直不能够除掉。马礼逊抱怨说，很多人仍然无法离开他们异教徒的行为方式。选择神来指耶和华，情况也没有好转。北京委员会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准备翻译圣经的时候，译名之争还没有解决，还在进行中。一方面，本地的基督徒告诉他们，他们应该使用中国人称呼皇天的词来指代耶和华，另一方面，外国传教士告诉他们，他们应该使用一个更加笼统的，有些泛神论色彩的名词来指代耶和华。委员会决定使用原来的词语，就是天主。他们相信，虽然罗马天主教也用这个名称，但是他们的信徒都已经彻底离开了原来的拜祖宗的行为，已经变成了他们的信徒。他们也意识到这个词语不但是具体的，而且是笼统的。不像上帝，因为上帝总是与中国历史上的玉皇大帝联系在一起。他们也认识到这个词语虽然与罗马天主教有联系，但是总比上帝要好，因为上帝与中国的泛神论、道教、儒教或者祖宗崇拜联系在一起。最后，他们一致同意，能够让辩论双方达到妥协、形成一致意见的词语就是天主。显然，基督教对天主教的仇恨，使得他们放弃了译名的准确。虽然使用天主的京委本已经在中国大陆很畅销，但是圣经公会不肯让步。基督教传教士厌恶天主教的一切东西，所以当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时候，虽然使用的抄本与天主教的抄本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拒绝制作一个使用天主的版本。今天这个辩论还没有结束，特别是因为京委本重新出现，辩论还会持续下去。家庭教会和大多数中国基督徒喜欢上帝这个名称，但是他们包容外国传教士使用神这个名称。很多外国传教士觉得上帝这个名称与中国的异教徒的神明太接近了，但是他们忽略这一点，因为中国人是决定如何称呼天主的最终权威。至于天主这个名称，虽然罗马教皇只准人们使用天主，但是本地的神父和信徒认为天主就是上帝，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赢得更多的信徒，是不是很具讽刺意味呢？北京委员会认为，虽然天主教使用相似的词语，如主教、长老、洗礼、酒，他们的做法不正确，不符合圣经，但是不能影响这些词语的正确与否。我们应该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拒绝天主的唯一原因是你害怕与罗马天主教联系起来，那你就不害怕使用别的词语与道教或泛神主义联系在一起吗？

为何选择京委本？

21世纪，人们普遍的看法是，我们现在的人比以前的人更先进，我们比他们做得更好。当然这是真的，但是我常常想，为什么我们能力是100年前的传教士的两倍，但我们所成就的却是他们的一半。论到圣经译本，过去很多圣经都因为有那些自封的学者的参与而受到了伤害。这些学者的本意是好的，他们觉得他们会更新所有的圣经，使它符合英语的意思，但他们没有能力去评判翻译的圣经在目标语言中是好是坏。大多数传教士相信，在1820年代翻译的第一批中文圣经，马礼逊译本，马士曼译本，是最好的版本，虽然他们用的是文言文，与现在汉语相距特别遥远。天主带领我们发现了京委本圣经，我们觉得，能保存它、不做任何修改是我们的荣幸。有一个弟兄对我们说，这只是在保存文化，而不是保存天主的话语。但是我们很欣慰，能够配得保存这样一个文学巨作，也是保存天主的话语的最好的译本。当我们发现这个古老的珍宝（初次印刷在1872年）之后，虽然有的弟兄依靠他们自以为有的学问，想要改变这些古老的地名，更新它、使它更像希腊语圣经或者是英语圣经，但是我们决定不要更新天主的话语。今天某些人认为他们需要为自己留名，留下东西给后人，他们论断那已经翻译好的圣经，他们这样是爱居首位，想要自己比别人更有名声和地位。我们不会说德语，也不会说西班牙语，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去判断，但是我们发现今天很多人并没有掌握一门语言，却是最严苛的批判者。我们也注意到，如果马丁路德的圣经今天还在受到传教士的检查和批评，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翻译的任何圣经都会受到这些无所不知的圣经学者的检查和批评。我们所做的就是重新印刷这本圣经，并相信它。我们相信天主能够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在任何语言中保存他的话语，不管我们是否喜欢。

京委本圣经被人接受的程度

19世纪末期，中国社会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动荡和混乱，爆发的事件就是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一个疯狂的但有领导力的人，将基督教的思想接受过来，然后糅合了他的一些理论，形成了一种不正确的信仰。讽刺的是，帮助他的人就是一个浸信会的传教士。中国连年战乱，好像不能够逃脱动荡的命运。封建体制崩溃之后，中国依然混乱。所以，当时的学者或者是平民无法想象，老百姓的街谈巷语，后来会成为全中国都说的一种语言，就是现在的普通话。封建制度瓦解之后，随之而来的依然是战乱，各处军阀争夺地盘。太平天国运动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形势和宗教形势的写照，它只是中国痛苦的开始，随后有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最可怕的就是共产党在中国的崛起，后来执政。

大众对基督教的看法，一直在爱和恨之间摇摆不定。一开始，中国人认为它是一种奇怪的、新的教导，但人民大众普遍接受。然而，由于圣经和中国文化的冲突，由于基督教反对祖宗崇拜，反对妇女裹足，特别是反对异教徒的宗教节日，所以，中国的皇帝禁止基督教，将之驱逐出去。所有的圣经译本，从最开始的深文理译本，到后来的浅文理译本，都小心翼翼地在文化的禁区中跋涉，只是要避免制造新的动荡。但是他们的努力都失败了，我们看到洪秀全宣称自己是耶稣的弟弟，他来到地上，要在中国建立上帝的国。

到京委本圣经在1872年问世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才过去刚刚不久。我们要谨记这一点，因为要理解中国现在基督教的潮流和中国本土基督教的形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见，太平天国运动，目的就是要完全吸收外国的信仰。洪秀全招徕那么多的叛乱者与他一起造反，他的方法就是宣称上帝的信仰一直存在于中国。洪秀全觉得中国人一直信仰上帝，他们很早就知道上帝的存在，他们现在只是要回到原来的信仰。

洪秀全认为中国的皇帝窃取了全能上帝的名号，所以现在他需要把这个名号夺回来。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已经成功吸收、容纳了印度的佛教，创造了自己民族的佛教，而且也吸收了伊斯兰教和其他几个思想理论。中国特别有能力来改造外国的理念，变成中国自己的。如果你不相信，那请解释中国的“共产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洪秀全只不过做了前人所做的事情，也是今天很多人正在做的事情。他把外国的一个理念进行加工包装，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

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因为中国人相信他们是最古老的一个文明，所以他们无法接受这种后来才出现的观点或者思想。普通的中国人一直认为所有的概念、理论，都是源于中国。这种思想与西方普通人的思想是完全相反的，特别是在美国，我们接受我们是年轻的国家，接受指南针、火药、航海技术都是中国发明的。但是中国，情况不是这样。

中国人认为，如果存在创造万物的天主，他肯定首先出现在中国。他们认为，上帝就是圣经中的天主，这样能够让他们有民族自豪感，但是问题是上帝是一个具体的神明，他在中国出现的时间特别早，早于亚伯拉罕和雅各得到任何特殊的启示之前。但他们不考虑这些，他们愿意接受上帝，因为上帝似乎指Elohim和Theos，但有一个大差别，就是上帝从来不指笼统的神明，一直都是指具体的神明。洪秀全的造反正好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因为此时罗马天主教已经被禁止在中国传播，一个完全使用上帝的圣经刚刚出现，所以，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就是，基督教被中国所吸收、改造。这些与京委本圣经及其被人接受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见中国真正的基督教特别需要一个最终的权柄。让我们来看一看每一个圣经，和它所产生的果子。

马士曼译本和马礼逊译本忠于原文，翻译的很好，但是没有什么果子，不被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很快，就有人觉得应该翻译更好的一本圣经，马礼逊的儿子也这样认为。

郭实腊的译本可以说是洪秀全造反的主要源泉。果子是民族起义，关注的是造反，而不是复兴。

高德的译本没有得到多少的关注，因为他的目标是针对知识分子。但是基督已经多次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很难相信天主的话语。骆驼穿过针的眼，比知识分子相信天主的话，还要容易。

委办译本是圣经译者分裂、再分裂、再分裂的产物，所以译本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现在我们看京委本圣经。这个圣经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它不是由任何人组织起来翻译的，是译者自己主动做的。他们也从来没有因为如何翻译圣经而产生争论。他们的圣经使用了40年的时间。义和团暴乱时期，那些受苦的、殉道的基督徒最后说的话，就是这本圣经的话。这个圣经使中国南方出现了复兴，而且是后来译本所参考的标准。

和合本圣经1919年问世，他们成功地蒙骗信徒，让他们以为，这与原来的京委本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更新了。这样的计策，我们在哪里看见过呢？他们没有告诉中国的基督徒，他们内部一直有纷争，他们的委员会分解了好几次，他们使用的是亚历山大抄本，他们和英语的修订版圣经是一样的。他们无法理解的原文，就从京委本圣经中盗取过来，然后按照狄考文的意见作必要的调整。

虽然有人辩论说，从1920年代到1980年代，基督教得以在中国存活下来，是和合本圣经的结果。但是我不同意，我认为这是因为和合本圣经使用了京委本圣经80%的内容。事实是，和合本圣经在100年的时间都是唯一的权威，但是它产生出来的基督教却允许政府更新和印刷他们的圣经，也认同一个国家教会，今天也与符合圣经的新约基督教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如果你能找到例外，一般都是有外国传教士的影响，或者是英语钦定本圣经的影响。但这是题外话了。有些人声称说和合本圣经推动了家庭教会运动，反对政府的控制，但是我们需要记住，家庭教会也产生了100多个异端，他们对天主的性别都有歪曲的认识，他们很少意识到天主的话语的重要性。当然，有些人肯定会找到例外。我们要记住，在历史上，在不同的时间，浸信会近乎灭绝，但是他们有确定的立场，有不变的教义。但是论到中国，如果你发现有例外，你发现的不是他们有纯正的教义，而是他们因自己的坚定信仰而坐牢、受苦这样让人心痛的故事。简而言之，我们发现，中国的教会（中国本土的教会），从整体上说，在圣经上说是无知的，他们相信圣经可以被改进。

我们回到我们原来谈的问题，就是京委本圣经曾经被很多人接受吗？答案是肯定的。它就像英语的钦定本圣经，后来的所有中文译本都参考施约瑟的翻译（他翻译了旧约的大部分内容）。和合本圣经因为翻译的太字面，太不清楚，外国味太重，而受到嘲笑。但你可能会问，如果和合本圣经这么差，为什么它能够存留下来，而且是唯一的圣经吗？原因很简单，基督徒受到逼迫，政府杀害基督徒，他们所用的圣经剽窃了那能够产生真实果子的圣经，他们没有选择，只能受魔鬼的欺骗。今天，很多有学问的人，也包括没有学问的基督徒，都同意，京委本圣经翻译得很美。

京委本圣经的译者

虽然天主完全能够使用没有学问的平民来保存他的话语，他也不觉得需要有学问的人来参与，但天主还会使用那些有学问的人，从而安抚那些软弱的基督徒，让他们不会恐惧、害怕。北京委员会值得我们注意，他们的资格和能力非常的优秀，与和合本圣经委员会那些“学者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我们来略略地认识一下这些译者。

施约瑟

我们提到京委本圣经，就不能不提到施约瑟这个人。他参与了很多翻译工程，包括深文理译本、浅文理译本、还有官话译本。好几个圣经版本的前言都有他的名字，显明他是这圣经的译者，所以这圣经甚至被称为施约瑟译本。由此可见他的资质是非常卓越的。他是希伯来人，非常适合这个翻译工程。他曾在拉比学校里学习，非常熟悉旧约圣经，特别是拉比们的解释。他投入很多时间去研究Rashi拉比的注释，还有其他很多著名的圣经译本。他是个语言上的天才，掌握好几门语言。他到中国两年就能阅读古典书籍，证明他的中文水平非常高。他的心智能力和意志力都非常的了得，他有超人的专注力。虽然后来他中风，全身瘫痪，只剩下手腕和两个手指能够运动，但是他还殚精竭虑来修订圣经，并且翻译另一本中文圣经。只要我们略微浏览一下他翻译的中文旧约圣经，就能发现两个明显的事实：第一，他极其熟悉圣经的语境意思，他选择保存圣经的真实意思，而不是当时所流行的某个教义；第二，他对中文的掌握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能够轻松自如的运用成语和俗语。我们所熟悉的、所喜爱的英文钦定本圣经中那种高贵、典雅，也浸透在中文的圣经里面。毫无疑问，施约瑟非常适合翻译天主的话语。他认为希伯来语的经文是完整的，是天主赐下来的，因此他拒绝七十士译本和当时流行的许多伪造的抄本。

白汉理

白汉理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语言学家。虽然他的语言能力不如施约瑟，但是毫无疑问，他能够很自如地与中国人交流。据说，听他说话就像听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说话一样，他用汉语讲道也毫无障碍。他为委员会使用天主这个名称做了辩护，他的辩护很智慧、很得体。当时，人们很难宽容别人，但是他努力说服各个公会，让他们在争论中彼此启发，能够找到一个彼此接受的词语。施约瑟实际上是听了白汉理的劝说之后，才认为天主是翻译God的最合适的词。白汉理很早就希望翻译圣经，他早期是一个人来翻译，后来他遇见了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开始与他们合作，组成了北京委员会，一起翻译圣经。他的汉语水平很高，我们从他翻译的大量中文书籍能看出来，包括赞美诗和圣经。他深刻理解中国文化，也写了大量的书籍，来介绍中国的风俗，特别是拜偶像的习俗。所以，他有资格解释委员会使用天主的立场。白汉理是中国北方差会的主要负责人。

艾约瑟

艾约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研究了与佛教和儒教相关的很多艰深的问题。熟悉东方宗教的人都会同意，东方宗教很复杂，有时候也让人很迷惑。艾约瑟所写的关于中国佛教和儒教的书籍，仍然是英文世界学术圈的标准。艾约瑟在中国宣教期间写了14本书，他是一个卓越的巡回讲道人。当时，外国人的活动受到政府严密的监视和控制，但是艾约瑟几乎每天都在上海的郊区讲道。艾约瑟虽然没有戴德生那样有名，但是实际上，是艾约瑟影响了戴德生，促使他穿上中国人的衣服、遵循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戴德生决定这样做之前很久，艾约瑟就一直生活在中国人中间，也像他们那样着装。戴德生和艾约瑟是亲密的朋友，戴德生将艾约瑟视为他的导师，经常陪着他一起去乡村，向中国人传福音。为了基督的事业，艾约瑟真是愿意冒险。有一次，他深入中国内陆传福音，这直接违背了南京条约，结果他被逮捕。很显然，他不怕惹麻烦。后来，他和少数的几个传教士被允许进入太平天国的领地，在那里发放圣经，也在那里试图传福音。无论是劝诫佛教徒的僧侣，还是与太平军辩论，他都是那么的尽心竭力。他如此热心地传福音，所以很晚才结婚，最后娶了一个比他小20岁的女子为妻。在太平军造反期间，艾约瑟一度考虑要住在叛军之中，以便向他们传福音。艾约瑟一生娶了两位妻子，但是他的寿命比她们都长，他活到1905年才去世。天主亲自挑选了这个传教士，藉着他将圣经赐给中国人。

包尔腾

包尔腾与他的同工一样，也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我们如果读他写的一封为天主这个词语辩护的书信，便能看到他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了解。我推荐每一个传教士在做判断之前先来读他写的这篇文章。他工作非常有热心，为主做了很多事情，活的岁数很大，超过了他的三个妻子。他与施约瑟一起翻译了公祷书，而且是最早用官话来翻译圣经的人之一。虽然他与其他四位比起来，没有那么有名，但是我们发现，他们中每一个人都精通中文、英语、圣经的语言，很少有人能比得上。换言之，我们在他们的译本中发现的问题其实不是问题，不是错误，而是他们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如果我们只学了两年中文，就觉得可以与他们的中文水平相比较，那实在是狂妄。包尔腾代表了委员会的成员的最低要求，但是我们发现今天普通的传教士连他一半都达不到，虽然我们拥有的工具是他们的两倍。所以，我们应该思考我们为什么是这样的光景。

丁韪良

丁韪良可能是这些译者之中最有名的一个人。虽然他的贡献不大，所做的部分没有其他四个人做的多，但毫无疑问，他通过与委员会的合作，体现出他的才能来。丁韪良的知名度，主要来源于中国人的对他的认可。中国的知识分子无人不知道这个成绩斐然的传教士。他的汉语水平非常高，别人听他说话以为他是个中国人。他也引起了很多高官和教育人士的注意。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因为他对中国的看法并不是那么乐观。在过去，以及在今天，很多传教士羡慕中国的生活方式和漫长的历史，他们对中国的软弱的基督教进行浪漫化的解读，在圣经译本的选择上也依靠他们的想法，听从他们的意见。但是丁韪良不是这样的人。他看见什么就说什么，他实事求是地讲述真相，所以很长时间里，中国政府禁止他的书出版。他也因自己的卓越的口译能力而闻名遐迩，在很多重要的官方会议中，他都担任口译者。他是少有的几位经常用中文出版书籍的人之一，所以他的成就很了不起。今天，有一些传教士能够流利的说中文，但是能够阅读中文的人就很少了，能够用中文来书写的人更是凤毛麟角，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丁韪良对翻译委员会的支持，能够说明，委员会所翻译的圣经不是次等的圣经，不是汉语拙劣的圣经。但是和合本圣经的译者们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们无法与丁韪良相比。然而，我们从来不说和合本圣经翻译的不好，这就证明了使用习惯能够使任何一本书变成一个文学巨著。或者如某个作家所说的，和合本圣经在影响力上可与钦定本圣经等量齐观。但是我不认同。

最后，我们需要意识到他们的翻译，不但是后来所有译本的基础，包括和合本圣经，而且他们所选择的词语，也被后来的基督徒所使用。今天，在法律界，在医学界，在宗教界，依然能看到他们的影响。他们也将外国的很多概念和思想翻译到汉语中。当我们看京委本委员会的资历，再看和合本委员会的资历，我们意识到，天主把这些人聚在一起，组成一个团队，实在是一个神迹。论到京委本圣经，最大的悲剧是，很多的攻击毫无根据，非常幼稚，根本不值得回应。

以下这些事实至少可以让我们宽容这本圣经。

委员会一致同意使用钦定本圣经所使用的源文本。
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能够说汉语，能明白官话和文言文，他们也理解希伯来语和希腊语，能够流利地说英语，所以他们不是不知道当时教会面临的挑战或者威胁，比如说德国的高能批判。
他们翻译的圣经与其他很多翻译的作品不一样，并没有受到中国人的批评，而是受到他们的夸奖，被认为是文学巨作。中国的作家巴金、胡适、鲁迅，都称赞这本圣经。
他们的译本产生了很好的果子，使得基督徒在最艰难的日子里站立得稳，特别是在义和团暴乱时期。
他们的译本是诚实的，他们的脚注总是显示另外一种译法，从来没有纠正他们所用的文本。

他们每个人都死在自己在中国的服事岗位上。他们与其他委员会不同的是，他们与归主的中国人一起合作翻译。他们为中国人的得救而努力辛劳，他们的目标是为普通人提供一本圣经。但是狄考文自己说和合本的目标是为读书人提供一本学者版圣经。